□ 李建柱王亚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在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筑牢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这一重要论述为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奋力建设文化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面对信息技术带来的新形势新挑战，江苏文化治理需探索兼具时代特征和省域特色的方案。
坚持人民立场，明确文化治理的价值坐标
信息化条件下的文化治理，应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坐标，让技术回归文化惠民本质。
技术赋能文化治理，推动文化服务供需精准对接。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推动下，我省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发生了变化。信息化条件下的文化治理需要对人民群众进行需求侧精准画像，构建覆盖城乡的文化需求动态监测系统，善于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捕捉人民群众海量文化消费数据，精准识别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差异，为文化治理提供科学导向。同时，要借助智能信息技术优化文化资源配置，实现“群众点单—政府派单—机构接单”闭环，有效推动文化服务供需精准对接。
拓宽群众参与渠道，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机制。要加强和完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文化治理的新型共治机制。利用互联网、自媒体、微媒体等平台，搭建全民参与文化事务治理的公共平台，让人民群众通过便捷的信息渠道反馈文化需求、贡献治理智慧。通过数据确权等多种形式激励人民群众文化共创、文化共建、文化共享，因地制宜地探索文化事务协商共治机制，持续发挥文化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
引导技术向善发展，缩小信息化进程数字鸿沟。不断缩小信息技术在不同层面的数字鸿沟，是信息技术赋能文化治理的应有之义。持续加大对基层文化基础设施和技术条件的投入，深入推进“双千计划”、电影惠民，加快基层文化设施智能化、便捷化改造，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展赏戏，共享数字文化服务建设成果。
坚持守正创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辩证统一
信息化条件下开展文化治理，要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辩证统一。
守护文化根脉，赋予传统概念和理论新的时代内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传承与发展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信息化条件下的文化治理，既要坚守传统文化根脉，又要锚定文化创新，加快价值重构。要深入挖掘和阐发江苏文化的精神内涵，赋予传统概念、理论、精神和典型以新的时代内涵，让“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等江苏典型获得新的表达形式，成为可见可感、可亲可爱的大众精神食粮。要加强文化内核的数字化阐释，使优秀传统文化获得时代化、地域化的传承载体，让昆曲、苏绣、香醋等非遗项目在传承中守护、在转化中传承，让“传统的”变成“现代的”、“实体的”变成“数字的”，为民族文明的现代篇章贡献江苏力量。
坚守文化立场，打造人文经济学江苏样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是文明革故鼎新的源头活水。信息化条件下的文化治理，既要坚守中华文化的基本立场，又要与时俱进地发展出时代化民族化的文艺内容和表达形式。江苏要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现代文化生产，打造兼具江苏意蕴与时代特色的文化精品，特别是要依托长江、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建设和“水韵江苏”文旅品牌建设，加快催生旅游专列、低空飞行、水上运动等新的文化业态和消费热点，加快把文化旅游业培育成江苏支柱产业。
坚持对立统一，统筹协调治理环节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按辩证法办事”就要善于处理矛盾双方的关系，统筹处理好文化治理内部多要素之间的关系。
统筹协调政府主导与多元主体参与的关系。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要求汲取辩证统一的哲学智慧，统筹协调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既要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各类非政府主体在文化事务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又要坚持政府在顶层制度设计和整体框架构建方面的主导作用，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共同体，有效提升文化治理的实际效果。
统筹协调技术赋能、制度创新和治理主体素质提升之间的关系。破除从治理主体视角追求治理效果的单一思维模式，统筹协调技术、制度和人力三者的关系，充分利用江苏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工程，抓住人工智能赋能文化治理的契机，在人机交互的新型文化生产模式中推动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同时，持续完善文化治理配套制度，不断提升各类治理主体综合素质，形成“技术—制度—人文”协同发力的治理格局。
统筹协调文化发展与文化安全的关系。信息化条件下的文化治理，需统筹协调好文化发展与文化安全的关系，构建“防风险、保安全、促发展”的动态治理体系。要构建文化安全主动防御体系建设，加强江苏文化数据主权保护，建立“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制度。要超前研判江苏文化治理中的各类风险，完善文化算法审查制度，在文化发展与文化安全的动态平衡中提升治理效果。
信息化条件下文化治理面临新挑战和新矛盾，亟须探索新的文化治理方法和方案。唯有坚持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才能在数字文明浪潮中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为新时代新征程上的文化治理贡献江苏力量。
(作者分别为江苏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院研究员、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研究生；本文系2025年江苏省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算法技术引发意识形态风险的内在机理及应对机制研究”〈25MLB001〉、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实践创新计划项目“人工智能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重大风险防控机制创新研究”〈KYCX25_441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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